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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

发布日期:2016-05-23 09:57:33    
   (一)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历史过程
    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过程,可比拟为雪球运动。先秦时期是这场运动的酝酿阶段,秦汉可视作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开端,随后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冲突与交融,统一多民族中国在隋唐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后又经辽、宋、夏、金时期的进一步整合,到元明清时期确立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基本格局。
    从远古到秦统一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酝酿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有二:其一,古老的中华民族起源于本土,并呈现出多元起源的特点。其中,地理条件较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成为凝聚的核心。先是形成了以黄帝为共主的部落大联盟,即王朝前古国共主制度,历经上千年岁月,成为中国大地上早期统一的雏形。而后是夏、商、西周凭借这个地区成为统一的奴隶制大国,并融合其他民族形成了今天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其二,春秋战国时,这个核心区又扩大到长江流域,并在这个核心区域的基础上形成了“华夷五方格局”。即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称“五方之民”,构成“天下”。由此奠定了秦汉以后以黄河、长江流域等汉族农业区为凝聚核心,逐渐向周边扩展的基本方向。
    秦汉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开端时期。这一时期,华夏在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为汉族,成为此后历史上稳固的凝聚核心,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南北农牧诸民族的大统一,使这一时期的国家元首称号明显具备华夷统一的含义。确立中央集权制与郡县定了尔后统一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基础。正如著名学者任继愈所说:“秦汉开创了支配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此后,统一成为主流,被认为是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间,其间只有西晋有过短期的统一,其他时候则是各民族建立的政权争战不休,直至形成南北王朝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然而,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认同自身是炎黄裔胄或中国境内的民族;都以中国分裂为变态,统一为常态,以统一中国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作中华正统;所建立的王朝制度,均以继承秦汉制度为基础,实现农牧民族“胡汉分治”,以汉人农业经济为立国之本,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农牧文化相结合。这些共同的特点,为隋唐实现空前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隋唐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时期,历时三百余年。其后再度经历由大分裂到中国南北分别由汉人和少数民族建立王朝对峙的严峻考验。然而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从隋唐到元统一以前,仍然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
    首先,这一时期的中国疆域在秦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所谓“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郡县”。辽金与两宋对峙,其基本制度及经济、文化均大体相同,都是10至13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金把王朝直接管辖的州县推广到整个中国东北部,又在牧区推行部族节度使制度,使中国东北和北方草原的地方行政制度得到发展,对中国疆域的巩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他如渤海、南诏、西夏、大理、西辽等地区性王朝或边疆王朝,虽各据一方,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但其政治、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因此,元朝统一中国,实际上是隋唐及辽金、两宋时期由大一统到多政权并存,但同一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国家元首称号的进步反映出农牧民族统一、农牧民族文化结合的特点。西汉时,匈奴单于也称“天子”,与皇帝是平行的国家元首称号。呼韩邪单于归汉后,汉朝赐予他“汉匈奴单于玺”,“位诸侯王上”,表明单于已成为从属于皇帝的称号。后来柔然最高统治者称可汗,可汗又成为与皇帝平行的元首称号。唐太宗降服突厥后,北方游牧民族众汗共同拥戴唐太宗为众汗之上的“天可汗”,“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唐朝皇帝享有“皇帝”、“天子”、“天可汗”三种称号,是农牧两大类各民族共同的国家元首。这种特性在隋唐与辽金、两宋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第三,隋唐及辽金、两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向外大开放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得到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不仅中国各民族经济、文化有显著的发展,增强和加深了相互问的交流,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范围也远比以往扩大。
    元明清三代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表现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都置于中央直接派官的管辖之下,形成了在中央直接管辖下的行省与特别政区并存的地方行政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此后又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
    第二,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不仅有明确的疆域与稳定的边界,而且形成了稳定而明确的在统一中国范围内,根据不同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特点,以不同政策、法令行使管辖的地方行政制度。
    第三,各民族大认同的祖国观念,不只在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之后才有实际表现,早在1840年以前就创造了值得称颂的业绩。比如在明朝中后期东南抗倭斗争中,广西壮族及湖广土家族、苗族等兄弟民族所立的战功;明清之际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斗争中,台湾世居民族所立的战功;清初叶黑龙江流域各民族在反抗沙俄入侵者的斗争中,及雅克萨驱逐沙俄殖民者的战争中各族官兵所立的战功等等,都表现了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确立的历史时期,中华各民族祖国观念的大认同,表现出爱本民族与爱中国,保卫祖国与保卫家园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古典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发扬,是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意识萌发的具体表现。
    综观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既有全国统一时期,也有诸雄对峙割据时期。但统一是常态,每次分裂割据对峙之后,都是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制度越来越完善,参与统一事业的民族越来越多。而分裂是历史变态和迈向更高统一的过渡时期。凡在历史上促进中国统一发展的历史人物,无论他是哪个民族,通常都被推崇为大英雄;而凡制造分裂的人,也无论他是哪个民族,都被贬斥为历史的罪人。总之,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各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之所系,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和追求目标。
    (二)统一有利于各族人民的交流和国家疆域的巩固
    从秦汉至清朝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家统一时期共约1300多年,军事对立总共不过六七百年。而且在每次割据对峙的历史时期,各种政治势力总以大一统为目标,并确实酝酿着更高层次的统一,因此,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纵观中国历史,秦汉、隋唐与元明清等王朝的全国性统一,以及匈奴、鲜卑、吐蕃、契丹、女真、党项等族的地区性统一,使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深入,国家疆域更加巩固。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下令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对促进全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北方,派将军蒙恬领兵30万北伐匈奴,在今陕北和内蒙古地区设置44县,迁内地人民实边;在西南,秦王朝开通五尺道,在夜郎、滇、邛都设置官吏,揭开了中央王朝开发西南的序幕;在南方,秦王朝组织50万流徒与越人杂居,开凿灵渠,促进了岭南各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汉继秦而兴,统一扩大而巩固,制度进一步完善。以后历代王朝,不管统治者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在继承秦汉制度的基础上有所更张而不断发展。
    唐朝的大统一和强盛,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的壮观景象。北方各族把唐太宗称为“天可汗”或“天至尊”;南方百越诸族称赞贞观年间民族团结的盛况为“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有唐一代,胡人风尚弥漫于社会各方面。《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各民族间空前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方面得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另一方面又促进唐朝更加繁荣,声名远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唐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最强盛、最有生气的朝代,与其对各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是分不开的。
    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疆域由形成大致轮廓进而基本稳固下来,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特别是对西藏、新疆、台湾等的管辖和治理更加制度化,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更加深入。
    西藏地区早在一万年前就有人类存在,隋唐以前其族属与文化接近诸羌。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实现了青藏高原的局部统一,其与唐朝关系的发展为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奠定了历史的基础。1247年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加强对该地区的治理,封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兼理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置乌思(前藏)、藏(后藏)、纳里速?古鲁?孙(阿里)等三路都元帅府,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今甘、青两省的藏族地区)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今川、滇两省的藏族地区)。明设乌思藏和朵甘两处都指挥使司及俄力思军民指挥使司。清在中央设理藩院,专门管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在西藏地区设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对驻藏大臣的职权以及官吏应遵守的制度、边界防御、对外交涉、财政贸易、活佛转世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新疆古称西域,意为中国西部疆域。西汉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今轮台),统辖天山南北,西域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前梁设高昌郡。隋朝置鄯善、且末、伊吾三郡。唐设伊州、西州、庭州,共辖十二县,并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元在西域实行过行省制,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等机构。明建哈密卫。清平准噶尔之乱后改西域为新疆,意为“故土新归”。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设伊犁将军,统辖额尔齐斯河以西以南和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新疆省,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汉时期与祖国大陆已有密切联系。南宋隶属福建晋江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置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台湾等岛屿,隶属泉州路的同安县。明沿其制。清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并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统兵驻防,于澎湖设副将一员,隶属福建省。
    在西南,元明清三代都推行土司制度,发展交通,大举移民,兴办教育,在条件成熟时就改土归流,使之比于内地。元明清三代对西南地区统治的深度和力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如以往鲜有汉人进入的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到了清代,双方互市频繁,彝族中就流行这样的谚语:“彝人离不开汉人,汉人也离不开彝人;彝人离不开盐巴铁货,汉人离不开毛皮山货。”
    (三)建立在兼容并蓄基础上的国家统一
    为什么地理条件殊异、民族成分众多的中国能凝结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什么疆域广大的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惟一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统一格局和文明传统不断的国家?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文明古国和庞大帝国都不能善始善终?……这些疑问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或许有益于作出比较正确的回答。
    首先,得益于中国特有的地理条件。一方面,中国东面和南面是茫茫大海,西边是世界屋脊,西南是高山深谷,北面是无垠的戈壁和草原,四周皆有天然屏蔽,因而构成亚欧大陆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另一方面,这块土地的腹地极为宽广,多种地形、多种气候与多种经济区域组合而形成若干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如青藏高原高寒游牧民族区、西北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区、东北渔猎和采集民族区、中部和东部的农业民族区等。这种自然与经济因素构成的地理单元,以及农业和游牧民族的分布格局。一方面使先进的中部和东部农业民族区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另一方面使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这和欧洲农牧结合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无论是汉、唐还是元、清,无论是汉族掌握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都离不开这一凝聚核心,离不开全国通用的汉字和汉文化。
    其次,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制定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交流的政策。近代以前的其他世界文明古国有的虽一度形成了大帝国,但当其军事力量瓦解之后,帝国即随之灭亡,再也未能恢复往日的统一。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帝国主要是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之上,而帝国形成之后,实行的又是对异民族的强迫同化政策,所以一旦军事力量削弱或瓦解,基础即随之动摇或坍塌,统治难以为继,更无法再度促成统一的恢复。而中国,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的华夷五方之民共称天下的观念和天下大一统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历久而弥坚。这种大一统是建立在“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保证大政整齐、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多种族群、文化、语言,乃至宗教兼容并存,共同发展。这就使得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相互涵化学习,形成了中华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特点,使得同处在一个统一多民族中国内的中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中华民族的共性日益增强,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发展与巩固,而且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
    第三,最重要的是,经过历史的发展和锤炼,形成了把我国各民族维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而世代传承的三个纽带:一是国家的长期统一;二是各民族相依共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三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就我国各民族相依共存的经济文化联系而言,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条件,各民族之间很早就形成了经济、文化上的互补互济和互相依赖的关系。无论是国家统一时期,还是暂时分裂阶段,这种各民族间经济与文化的天然联系都不曾被割断。历史上史不绝书的茶马互市和盐铁贸易就是最生动的注解。同时,从先秦即已开始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形成了中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的基本格局。从历史记载来看,汉族向边疆少数民族迁移和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内迁的数量都很大。前者主要是历代屯田的军民和从事贸易的商人。如秦始皇曾迁内地50万人到岭南戍边;汉武帝迁上百万军民到西域屯田;明朝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卫所,屯田的规模更是空前,仅云南一地就将近15万军户,使明代云南的汉族人口超过当地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和。少数民族内迁见诸史籍的,如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4万余人归附汉朝;西晋末年关中人口百万,内迁的“戎狄居半”;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随行的鲜卑人数以十万计。这种迁徙、融合更加强了各民族间业已存在的经济、文化联系,反之亦然。总之,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这是巩固祖国统一赖以存在的深厚基础和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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